三月二十九日，我在總質詢中問你對有關江丙坤赴大陸的看法，你說樂觀其成。四月七日，你卻又說用心做好事不一定不違法。昨天，你又說承認政府是政府最卑微的要求，但涉及公權力的協商，一定要政府允許、授權。在當今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政治氛圍下，你大可用善辯的口才試圖合理化，但是有為的政治人物應當對歷史負責。

台灣與大陸政治上敵對，經濟上倚賴的現象，是獨特現象，也是現實環境的無奈。為了對大陸熱降溫，要法辦江丙坤，掀起這一波政治風暴，你們應該評量過這樣做所賠上的社會代價。

在野黨無法代表政府與對岸談判，只是用溝通改善兩岸劍拔弩張的敵對氣氛，如果這樣是滔天大罪，試問台商與大陸各級政府簽訂的合約，是否也要一併查辦？